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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路艱:再思肖友懷事件

文:野莩

遣返或特赦肖友懷,無絕對之可不可行,但決定時當先考慮法理依據,而非道德情懷。我曾就此事詢問一位在入境處工作的朋友,她的答覆非常簡單:「1. 依法當遣返事主;2. 父母非港人,事主不能申請單程證;3. 除了酌情,事主無其他留港途徑。」那麼酌情先例會為制度開漏洞嗎?「Personally speaking, yes. 事件疑點太多了。」為何能簡單斷案之事,社會卻爭議至今?

反省之旅

我和不少支持酌情的人士都犯了一大錯誤:把同情當作反擊異見的武器。部分本土派的行動,包括言語聲討和到學校抗議,刺激不少同情者的神經,不經意便放大人道立場,形成自我標榜;即使聲稱對遣返不置可否,亦會執着抨擊本土派之行徑,忽視手法受合理考量支持──酌情可能損害制度及憂慮更多移民湧入。

錯誤背後的草率不難發現,如對肖友懷一面之辭缺乏基本懷疑,打從開始便傾向甚至立即相信。在入境處工作的朋友提醒我:「調查這類個案,很視乎事主提供資料的可信度,以及內地部門的配合。」香港方面的調查其實被動。而周紹璇假借他人戶籍申請肖友懷的雙程證,亦未知具體手法或是否涉及行賄等罪行。

我曾以肖友懷居港既久,擁有社會網絡,及已有學校表明願意接收,為「便於酌情」辯護。另一位朋友是中學教師,對此反應很大:「學校的做法於理不合。讓肖友懷插班,是妄顧教師教學,製造嚴重學習差異;打人片段亦顯示他有可能欺凌他人,對其同班同學極不公平。」他表示十分懷疑所謂「評估報告」之真確性。

佔中影響

朋友之言切中紕漏,我進而反思其根源。高度對抗的政治氣氛與社運陣營,因佔中白熱化。佔中期間,由於親睹部分本土派人士擾亂陣後,使我對本土派反感──難講理、喜批鬥、不知節制的激進,及欠缺長遠方略。但本土派就此事抗議時,確實並無衝擊行為,遠較佔中後期與反水貨行動克制,實不能因言辭或門戶之見,而忽與譴責示威者「衝擊、滋擾學校」的梁振英同一陣線。

肖友懷事件發展至今,也展現參加佔中的兩個對立社運陣營(坊間稱左翼與本土派)之雙重標準。譬如,左翼指責本土派滋擾學校、欺凌事主,但佔中人士不也到處張貼標語、詛罵高官?又如本土派指斥小女生哭訴時一句「犯法又如何」是包庇人蛇,那麼整場佔中又何曾合法?即使標準未必矛盾,我們也得動用全套思辨機制,而非看到不合意的議論時,便急於以自身為正。

佔中無疑催化劑。從初期反佔中大聯盟、藍絲帶撐警、口罩暴徒,至後期三子之退、大台遭質疑、雙學被抨擊,每件事都涉及佔領運動的存續,再加上貫穿整場佔中的「自主」思想,參與者必須時刻分清敵我,以便迅速應對事態發展,其具體表現正是立場之辨。

再談事件,我,又或不少同情者,確實未有全盤剖析特赦的政治後果,以及考慮其他人道處理方案,如以民間力量協助肖友懷在內地生活。要求政府特赦,不涉及同情者的個人責任,那我們的同情,是發自內心,抑或道德標榜?一旦遣返,我們會否出於人道關懷,給肖友懷主動幫忙?有念及此,我承認我當初的同情,並不純正。

啟蒙未至  

事件的啟示非只有觀點辯難。我的學兄,一位留美歷史學者就此分析香港近年的社運和民主發展。「每次出現社會事件,各種『自己人』之間就分化和重新洗牌一遍。共產黨操作意識形態之妙,領先香港人幾個世紀。」他認為香港人打從開始便錯誤理解歐美自由的基本概念,每個香港人對事物、對自由的理解都不一樣,而且由於制度不善,這種不一樣無法化約調和。但在歐美,有一個負責化約調和的基本面,那就是民主制度。

「香港人錯誤理解之處,就是把現時不可化約的狀態,稱為Pluralism(多元主義),認為自由就是自說自話,這是對歐美社會乃至個體自由的最大誤解。」他舉例指,一個人表示要以制度消滅「極端藍絲」,不讓他們有任何發言權,真正成熟的民主制度就應防止該人執政,避免獨裁,那是制度上的制約,其基礎在於民主社會中,個體間思考模式之分歧具正當性,不可抹殺某種聲音;基於相同原則,社會也得接受該種極端思想的存在,使社會真正多元。看似吊詭,但受到框限的共有自由,反過來能保障每個人的自由。

在他眼中,歐美民主自由的精神,並非甚麼論點或立場的共識,而是對各種思考模式同等兼容。「但在香港,許多人只允許絕對的同下有零碎的異,那個異可以溫和可以激進,但上邊絕對的同卻不可動搖。當你整個思考習慣都不自覺地給單一意識形態控制時,你會給自己創造身處多元社會的假象,甚至把自己相對單一的思維,視為多元思考後的某種立場。」思考模式不變,即使資訊再充足,異見再多,人亦只會想盡辦法捍衛立場。面對各種社會事件,我們不是很容易知道自己的想法嗎?這或許就是佔中心理狀態的延伸。

自由路艱

毋須國民教育,自我也能洗腦。學兄對香港前途感到悲觀,認為在共產黨的操控下,香港社會只會往下層層分裂,直至每個個體都各執一詞,最終由一個強而有力的新意識形態統籌壓服其他思想。要阻遏此趨勢,他認為香港人應先弄清何謂觀點,「只有具Social Reciprocity(社會互惠)的觀點,才算是觀點。每個人的觀點都是與他者互動的產物,不僅屬於他自己。個人觀點中的優勝處,實質也有他人的功勞。」一個真正的觀點,要能與其他觀點互相連結,並產生進步的意義。

但這不易做到。「現在香港人被共產黨操控的政治弄得自我意識太強。即使是立場相近的朋友,常見仍是一家獨大的論調:『我的觀點只屬於我,我就是強,比任何人更早看透全局。』」學兄感歎,這種根深蒂固的自以為是,可能早存部分人本性之中,不過社會氣氛高壓,人一急燥,膨脹更形明顯。

惻隱是天性,獨裁亦然。我試着再翻Orwell的《1984》,佔中時,曾有標語引用該書語句,指責政府獨裁。但如今這本書似乎在質詢我──「我們不僅要打敗敵人,我們要改造他們。」「權力在於把人類思想撕得粉碎,然後按你選擇的模樣再黏合起來。」「異端分子、社會公敵永遠在那裏,可以再三打敗和羞辱他們。」我永遠不能變成對手那樣,這句話,只有說起來容易。

一個黨,一場假普選,再加上一個個可能獨裁的個體。香港,自由路艱。

The Severe: 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


文:蒹葭

De Rerum Natura


中學的時候, 我曾讀過商務漢譯名著版盧克萊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的《物性論》 (De Rerum Natura)。當時似懂非懂, 只是覺得這部書很有意思,二千多年前的羅馬人,竟然能用詩性語言把原子論發揮到這個地步。近來讀 Stephen Greenblatt大作The Severe: 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 才驚覺中世紀書痴Poggio Bracciolini對盧克萊修De Rerum Natura竟然對人類智性的總體發展如此重要。而Poggio找到手稿殘篇的Benedictine Abbey of Fulda,其傳奇院士Rabanus Maurus在Poggio到來之前寫就的一部奇書, 名字正好也叫De Rerum Naturis. 兩部On the Nature of Things, 鑄就文藝復興的不朽傳奇。而Greenblatt 以new historicism之厚積薄發為基, 老吏辦案, 娓娓道來一部手稿之發現所引發的蝴蝶效應。其書第二、三章文筆動人處, 實非一般學究枯筆所能到也。前兩日偶然讀到一篇關於陳垣和顧頡剛治學方法不同的文章, 其中提到牟潤孫先生回憶師長教史要點, 其中提到寫好歷史的要決,只有三點:文章, 文章, 還是文章。回看今天許多學術論文,其行文之枯燥,格式之僵化,實在不忍卒讀。雖說治學本應實而不華,但先儒有訓,質勝文則野。缺乏文采也就罷了,非要整成一模一樣的死板格式, 寫些半通不通的怪異長句, 美其名曰專業。也難怪乏人問津了。

「過」字標準的迷思


文:蒹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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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字古字形裡頭那個折彎處無關左折右折, 字形從「人」。漢魏諸碑刻如華山廟碑、陳球後碑、王純碑等, 自宋《金石錄》、《隸釋》至清人《隸辯》並收此數碑碑文字形,一查可知。又, 《玉篇》、《廣韻》、《集韻》均為從「人」,並無左右折之分). 大徐本《說文》「過」古字形右折, 然不久之後仁宗所撰《類篇》搜羅古字甚富, 定為左折。清人《康熙字典》、《正字通》等字書改為左折。段注《說文》同, 然茂堂「從辵咼聲」 「咼」字左折 。「過」字既為形聲, 「咼」字定聲, 正式書寫, 按照古意, 當依「咼」字本形左折。要不然就裡頭字形寫成「人」字。

台灣教育部字典所定的標準, 多依清人延留下來的標準--其實就是《正字通》和《康熙字典》。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並非所有的「過」字在古代都是右折書寫的。事實上, 左折書寫在宋代也是官方字書正字。要之, 歷朝「正體」字規範不同,所謂「正規」書寫, 一朝一代, 並無絕對之標準。

至於書法藝術, 大家改字所造出來的異體字更是不知凡幾。我們不能簡單根據今天的字典就說這些是「錯」字,或者不是「正體」字。因為今天字典上的每一個字, 不管看上去多麼權威, 實際上每個字的字形、字義、字音, 都是一代代發展而來。假設韓文公把「制」寫成「製」, 那「製」就是正體寫法。不管多少現在字典說只有「制」字才是正體, 也改變不了「制」字永遠也是正體字的事實。

文字恆久,不因政治立場而改變。隨便拿兩部現在的字典(而且這兩部字典永遠都是《商務新字典》和台灣教育部字典) 來「正」字, 只會流於沙文主義式的字體學。不過說輔仁這篇文章是「字體學」還是高看了。研究字形是死工夫, 數十部字書羅列排比, 多看碑刻原印, 多看歷代俗字正誤的官書, 於一字一詞之演變, 今日應有及可有之寫法, 自然心中有數。平時怕寫錯別字, 隨順翻翻現代字典, 也就罷了。明明是講究「正體」字的文章, 不多查幾部書就出來下定論糾錯。這種並非建基在學理之上的糾正, 到底是糾錯還是誤導? 作者自稱「末學」, 態度謙厚。然而這樣的糾錯,實在和學問二字扯不上關係。希望以後本著中華正統心態寫這類糾錯文章的朋友, 認真一點。即然說要尊重這個文化,那就拿出行動來, 先沉潛而後高明。讀點古書, 再出來議論傳統也不遲。


(文章原貼於作者facebook)


(編按:近年本土學最發人深省的,莫過於就文字標準的爭議,《輔仁媒體》上近日亦有文章,述及此事。該名作者就HKTV的節目字幕,認為港視錯用了並非港人「標準」、「正宗」(原文沒用此二詞,純為個人理解)的字體,建議改用其他字體云云。有此背景,於是有了這篇簡短分享。《輔仁媒體》原文連結:HKTV字幕應使用臺港正體字)

年輕人消費覺醒才是零售業的真正威脅


文:佟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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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反對佔中的理據,建基於零售業的負面影響,大量報章專題,洋洋灑灑數千字,不外乎「損商」二字,面對上一輩辛辛苦苦建立的基業,未識搵食的年輕人,自然要妥協。

連日來報章所載的零售業數據中,不外乎以下四種:
其一,個別商家的短期業績,例如謝瑞麟位於旺角及銅鑼灣「佔領區」附近的分店,在首兩天關店,引致銷售額跌兩至三成,又或者,銅鑼灣龍城大藥坊首天生意大跌九成等等 ;

其二是黃金周銷情,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曾調查位於各大佔領區的三十家會員商店, 發現連鎖店生意跌幅由一成半至五成半不等,以手表珠寶影響最大;

其三是上市公司業績公佈,其中,百麗國際(1880)本港業務9、10月有史以來首次下跌,另外莎莎(00178)黃金周本地客營業額亦減6%;

其四,租金以及薪金預期等數據亦於近日陸續「公佈」,工總已明言來年加薪或低於4%。

如果有留意近日反佔中人士的觀點,他們早已從早期的自由行影響,轉為點出佔中對內需的利害。但就內需來說,以上四組數據, 均未見有任何實質的宏觀結論。畢竟社會上產業繁多,若然市民購買力只是轉移而非消失或者外流,現階段實難以斷定其實質影響。

證明「佔中損商」的數據各有不足

個別言之,第一項數據,只能提出個別商家數字,推演能力有限,尤其在佔中首月,曾有一田百貨生意大升三成等反例,如此更不能妄下判斷。

第二項數據則反映來自於黃金周的生意模式自身。模式下,與內需有多大關係,對從業員就業影響多大,乃未知之數。再者,自由行豪客數目大減,令珠寶首飾及鐘表等消費持續下跌,是現成事實,根據統計處公佈的今年8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為400 億元,按年升3.4%,其中手錶珠寶銷售仍然下跌,可見一斑。即使今天意大利商會等大放嘴炮,我們亦難以估計,於一個既已下行的產業中,佔中的實質加權。

佔中前,太古地產(01972)公布的首3 季數據,也指出金鐘太古廣場商場零售銷售額下跌1.1%。沒有佔中,有關產業一樣屬下行趨勢。要反映佔中影響,我認為要以「非自由行」等本土產業數據,有較大討論價值,例如以佔領區方圓N公厘為界,作出統計,尋找生意額平均線,才算叫有批評佔中的本錢,然而目前仍未有相關宏觀統計,我們要以多大程度去怪責佔領者呢,難說得準,至今個別商會的說法,至少仍有斟酌的餘地。

上市業績的數據,由於向來滯後,加上數據未全,反映能力本來就很有限。第四項的租金及薪金預期資料,卻因近日經常有報導大做文章,形成了一定影響力。這些數據建基於消費預期,並非沒有盲點,因為在經濟活動層面來說,租金加減以及薪金加減,並非單向影響。少了加薪,自然等於補貼僱主損失,若然租金下調,自然補償生意,如此一來,到底佔中帶來了多少「淨預期」影響呢?

亦因此,至今所見有關數據攻擊示威者的報章,充其量只求挑動打工仔情緒而已,務求營造對立。既然未有宏觀數據,社會更不能以一個月個別商家或產業的自由行生意,來判別整場運動的深遠影響。

運動改變了年輕人消費習慣

其實,運動的真正影響,不在一時的損益,卻是在於年輕人消費習慣的改變。一個由上一輩經營了長達半世紀的消費文化,已變得並非不可憾動。於運動中,OL會買一整箱水送學生,金融財俊也落水參與,有成年人節衣縮食也要支援學生的例子比比皆是,加上消費前會以商家、小店的思考框架為前題,足見今後消費風向的改變。

換言之,未來的消費習慣,也許變得更為政治化。後佔中時代,所謂建制派零售餐飲產業,或有可能成為群眾杯葛的對象。現在留守金鐘、旺角最有消費力的年輕一群,與那些長居元朗、大埔的「上一輩」相比,購買力的差距會隨收入增加而拉近,若以地區域分,年輕一群消費力的抽離,或有可能在未來的日子裡,對建制派零售業構成打擊。

大半個月前,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政改「十三學者方案」成員雷鼎鳴,曾說佔中損失可達到3500億元。3500億元,更超過了長實(00001)的市值(為3,187億元)。雖然數字天方夜譚,但我覺得若然年輕一代的消費醒覺,雷教授的估算應該略為保守了。

過去的零售業有它自己的形態,裡面混雜了多個離地產業的發展,包括以自由行為首的生意額。如今獲利回吐,相信解決方法只得一個。只要將佔中運動打回原形,令年輕人對運動感到挫敗,一切問題將迎刃而解。若然成功憾動他們的意志,自然沒有年輕人會於後佔中時代,杯葛所有你們今天曝光的反佔中產業。像六四後一樣,當年輕人成為失落的一代,自然會更瘋狂拜金,更識搵食,更懂花錢,屆時零售業,就能令現有形態,持久下去了。若然成功,對香港來說是喜是悲,我不敢說。


(文章刊於11月3日《評台》"PenToy",原文連結:年輕人消費覺醒才是零售業的真正威脅)

從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讀起


文:夏海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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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論及佔中最多者,乃退場之議。本月4日,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發表之「香港市民對『佔領運動』發展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73.2%受訪者同意佔中人士應結束佔領,成為各方議論最佳的援引資料。

僅僅要求佔中人士「順應民意」,不可能解決當前的政治困局。關心並研究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學者鄒讜,在其著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便提到:「中國二十世紀以來,關於最基本的政治問題和在最高層政治鬥爭的格式是一個『全贏全輸』的局面。」同樣在上述調查中,69%受訪者認為佔中人士至今未肯退場,最重要原因是參與者未達到爭取真普選的目標及政府未有對訴求作正面回應和讓步。兩個數字上十分接近的百分比,說明大部分市民即使認同佔中應該結束,卻也明白佔領者有不能退場的理由──退,就是全輸。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有一章專論八九民運。鄒讜認為,從威權體制到民主體制的轉移,可藉兩個條件實現,一是中共內的改革派與社會上的溫和力量結成有效的聯盟,二是軍隊或警察系統中發生分裂。他進一步指出,這兩個條件在1989年並未滿足甚至發生,使民運之努力「被坦克的履帶碾得粉碎」。佔中當然不能類比八九民運,但筆者參考鄒氏的條件說,列出可令佔中結束的兩個條件,並說明現階段無法退場之困局。

  第一個條件是泛民與佔領者有效聯合。此條件有機會滿足,最大障礙來自雙方的期望協調。由於佔領運動,泛民難再兼容「體制內的開明派」與「社會運動家」兩重身份。就後一種身份而言,不少佔領者認為泛民並非積極的行動派,卻在回歸後一直自視為抗爭者。

舉一筆者親歷之例,10月20日凌晨張超雄與毛孟靜待於旺角前線,毛孟靜試圖講話緩和緊張,當她向示威者表示警方已撤退一半,前線不少佔領者立即起哄:「我係龍和個陣你係邊?」「你而家係咪保證警察唔清場先?」「警察打頭,攞命架!」。佔領者走得更前,普遍以待在前線的時間衡量威信,泛民在此處於劣勢。

  負面印象需要時間消除,而這便需要泛民持續投入佔中,花更多時間待在佔領區。改觀必須藉持續佔中達成。但泛民也有體制內的身份,抗爭行動難與佔領者同調,加上現時標榜激進的社運團體更多,泛民任何保險做法和態度,都可能招致隔閡,例如社民連吳文遠在旺角常呼籲冷靜,成為眾人嘲諷之對象;梁家傑提出縮小佔領範圍,亦喚起10月中旬學聯提出以金鐘道交換公民廣場,最終坐失金鐘道的記憶。

  同樣,佔領者亦未顯示他們對體制內開明派有足夠重視。例如學民思潮黃之鋒力倡辭職公投,泛民幾乎冷處理,原因非常明顯──單人辭職固然作用不大,一旦多人辭職,安排補選需時,議席懸空期間,泛民會失去作為體制內開明派的力量(失去23這關鍵的反對票數目),而這力量恰是雙方合作的一大前提。

甚至佔領者內部也不太同意黃之鋒的提議。據筆者問詢之金鐘佔領人士,普遍反對辭職公投。他們多指政府既未讓步,當以保持佔領為先,公投勝負難料,更會打開議會缺口(這也反映筆者接觸的佔領者有注意體制內的形勢)。至於激進社運團體,素以批判泛民溫和為宣傳手段,佔領運動持續是他們擴大影響力的良機。

  第二個條件是執政方內部分裂。回歸以來,不少港人都明白特區政府是中共政策的代行者,政改爭議不過讓這一點更為突出。行政長官非普選產生,缺乏民意授權,而人大常委「確定」更顯示黨的實質支持。出於維持分權形式的需要,政府管治核心以「行政機關+建制派」呈現。立法會建制派各有司職:民建聯紮根地區基層,工聯會以工會組織支持者,新民黨則吸引追求安穩、秩序、對政治冷感反感的中產及專業人士。經民聯逐漸取代自由黨面對工商界。

  這管治核心排除泛民的參與,例如作為會同行政長官決策的機關,行政會議自回歸至今,未嘗任命一位泛民議員,建制派議員則每屆都有代表;而堪稱標誌的具體事例,可數6月吳亮星審議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期間,無視在場抗議之全體泛民議員,強行表決,撥款因建制派投票而通過,投票結果視泛民缺席;佔中至今,政府只曾與學聯對話,就政改第二輪諮詢僅與建制派會面(泛民亦表明杯葛),並支持由周融發起之反佔中大聯盟,視為支持政府的民意──民建聯、新民黨和許多工聯會屬會,都是該聯盟的聯署團體。

  管治核心一直保持全贏,使泛民只能在少數場合發揮關鍵反對派的力量,而這反過來又團結了政府與建制派,使第二個條件極難出現。這也是2003年自由黨反對廿三條造成轟動的原因,但田北俊的政治高峰已經過去。

  鄒讜於《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中寫道,面對政治問題,「各方面的力量就得從談判上求得和解妥協,創造制度上的新方案、新藍圖……要達到這些目的,最重要的前題是放棄全贏全輸的觀念,而放棄這個觀念的前提是打破最高政治權力的單一的、不能分割的思想。」回到解決退場困局的問題,最高政治權力就政改釋出真正善意,顯然是最重要的一步,即便港人對「最高」的理解着眼本土──據上引理大調查,對於誰最需要為現時佔領運動的發展負責,有38.4%受訪者認為是特區政府,僅5.8%的人認為責在中共。

拙詩《敬李旺陽先生》


鞭韃羣奸義理張,一生風骨竟無常。
久繫黑獄難睜眼,暗勒粗繩哭斷腸。
巨富豈如真漢子?今時卻似古刑場。
至親家祭須拘禁,千古誰憐李旺陽!


拙詩《敬李旺陽先生》

兩天來忐忑不安,李旺陽先生逝世兩週年,傳媒幾乎已經沒有報到,報界朋友說是「上頭不容許做」,更可見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工作何等艱巨,當權者已逐漸滲透到香港傳媒的每一骨節。唯有在這裡再次向李先生萬分致敬。六四其實是現代進行式,只要一天廿五年前的六四鎮壓仍被認為合理的,那今天每一次不公的鎮壓、迫害、監控也被看成合理。李先生生前睡棺材,長期入獄,死時繫着白帶,到今天親人家祭仍遭到監控、軟禁,泱泱大國,竟容不下一個手無寸鐵的病人?而有些人譏笑他死得太遲?還責怪他胡亂編故事誣陷共產黨?一百年後的中國人書寫書寫時,提到這個悲劇時,一定會為這個如此庸俗和冷血的時代感到恥辱。

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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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壞的前奏

交:佟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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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記錄了1913年西方的圖騰。 一百年前的歐洲,處於快將崩壞的時刻,特別的是1913 年,最好的,與最壞的,甚至無關痛癢的人物與事件,都糾纏在一起。此書便把如此一份本來應該由冗長的書信、檔案所記載的「戰前」記憶,呈現在今天的我們面前。

一個時代,當所有人都認為輝煌、戰事都成為追憶的時候,未來又將通往何方?

回到1913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之父習仲勛出生,另邊廂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準備法案》,成立聯邦儲備局,東西方都各自決定了鐘擺。兩件事至今依然「有效」。

然而《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卻以「暴君」的黎明開筆, 維也納一地水靈,恰巧遍布了往後數十年「暴君們」最初的足跡。

1月的維也納,雲海濺濺,還沒有誰的面孔高聳入雲。三十年後與邱吉爾在德黑蘭會談的史太林,正隱身於美泉宮宮殿路三十號的居所,寫着列寧委託他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此時的希特拉是個被「機械複製時代」壓迫的低級畫手。他剛被藝術學院拒收,只好踱步在宮殿路的花園裏。

就在1 月,佛洛伊德與榮格分歧得要通信互相駁斥;普魯斯特剛開始他的追憶之旅,他說認識的事物都已消失。1913年的卡夫卡,也正為婚姻發愁,對他來說「你到底能不能讀懂我的字」與「你到底能不能讀懂這個世界」擁有相同的意義。文豪的身影蓄勢待發,而「黃金時代」依然天下太平。

最好的年代,可以無聲無息地轉壞,但在1913年,似乎並沒有見到大崩壞的跡迹象。

4月,「舊事崩塌,時代在變。」這句席勒 (FriedrichSchiller)名劇《威廉.泰爾》(Wilhelm Tell )中的名言,被印在平平無奇的藥劑師年曆裏,卻缺乏真正的號召力。畢竟狂飆一代都作古了,如今又有何意義呢?正因為真正帶來變革的只能是人心之微?「改革」只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沒用的口號之一麼?

4 月,希特拉在維也納工業區的男子宿舍裏描繪普通的水彩畫,並非帝國的圖騰。他過着每天規律的生活,吃牛奶跟麵包,除了討厭的捷克人。同樣在維也納,佛洛伊德、卡夫卡以不同形式書寫「弒父」的文本。卡夫卡寫信給朋友,談到把自己想像成一條被遺棄街頭的狗,每當他感到被機器切割時,便體會到相當對時代的恐懼。

此時猶太人糧販Alfred Flechtheim,為了收藏梵高、高更、畢卡索那些還未升值的作品,陷入破產與彈盡糧絕的困境。他比卡夫卡的恐懼更敏銳,早已計劃好自殺了,要不是一幅梵高的作品成功脫手,換來了4萬元馬克救命錢,否則現代藝術畫商的盛世,也許還不會到來。

梵高的名字,自此注定與畫商的時代命運相連,而這位畫商,亦注定與納粹及希特拉糾結一生。後來被納粹奪走的收藏,其後人至今天仍在追討。

1913年,最暴力、最極端的思考,應該只有「未來主義」:一股藝術對征服未來的盲目自信。「征服未來」為未來許諾,無異於對歷史施暴。不過比起往後半個世紀的扭曲來說,暴力程度只是小巫見大巫。

4 月,超級暢銷書《隧道》也出版了。一個由美國興建隧道通過大西洋地底前往歐洲的狂想,如今看來不過是古老的魔幻文學。我們今天飛在天上,海底的世界還會再有什麼呢?1913年,似乎已經沒有人會相信,海底裡會有《海底兩萬里》所寫的海怪。

《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的作者Florian Illies, 以拼圖式書寫,呈現出不同人物的「共時性」,不獨寫個別人物的經驗。可能是「經驗」並不可靠之故,如卡繆(Camus) 說過:「『經驗』這字眼空乏。經驗不能實驗。經驗也不是被激發出來的,我們只能去忍受它(時代)…… 一旦有了經驗,便算是個專家了。問題是什麼專家呢?」一個時代經驗的結構,需要表現出空間感,藉龐大的資料比對工程,才能令讀者置身其中。

「黃金時代」安然無恙,才是最教人唏噓的事情。當我們在戰前的燈火欄柵處一無所獲,當我們穿過雲海時體溫一無所感,生命卻在這溫點的時刻悄悄逝去……文明對時代的沙漏倒轉無知無覺,不是很令人恐懼的事情麼?

6 月,英國記者安吉爾認為由於經濟,國際交通共融,歐洲永遠不會再有戰爭;7月,《泰晤士報》在報道奧匈帝國王儲避居的新聞;9月,喬依斯在寫《尤利西斯》,卡夫卡則陷於與情人分手邊緣,誓言要「與所有人為敵」;10月,回憶普魯士如何聯合俄羅斯和奧地利,打敗法國,和拿破崙會戰的紀念碑落成了,戰爭已成追憶。

11月,Prada在米蘭開第一家店、普魯斯特也終於出版了首卷《追憶逝水年華》;12月,《蒙羅麗沙的微笑》尋回,法國和意大利在聖誕節舉國巡迴展覽,大家都在微笑,沉溺於藝術……往後百年,世界卻突然墜入了阿鼻地獄,度過兩次世界大戰。

1913這一年,光怪陸離的時代人,笑談他們的追憶、經濟進步,像今天的世界一樣,2014年的我們,昂首闊步,正在享受着金融的盛宴,臉上全無異色。


[刊於《信報》2014年5月10日]

永恆的《佩德羅. 巴拉莫》

文:蒹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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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開始, 命中注定, 我將會遇到一部讓我神魂顛倒的小說, 一部藏於心底不想和別人分享的小說。 我曾經猜想,那必然是一部故事複雜動人、語言精練的傑作。然而,當我多年以後終於遇上《佩德羅.巴拉莫》(Pedro Páramo )的時候,她還是超乎了我的想像......



[刊於《信報》2014年4月5日的版本]

歲在甲午看反蝗

文:楊仰風

今年是甲午年,上週與扶輪社友開會,社長提到該會在1894年成立,已經兩個甲子,旁邊的同事也教世界歷史科,便說想起了First Sino-Japanese War,和我一模一樣。

我唸初中時,亞視還有點起色,播放了一套有關甲午戰爭的紀錄片,黑白剪影轆轆滾動着滄桑的歷史,慈禧的蒙昧,李鴻章的進退失據,伊藤博文的精於盤算,還有丁汝昌和鄧世昌的悲壯犧牲,教我這位黃毛小子嘆息、激憤。我讀完《海葬》、《河殤》後,中史老師便把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借給我。我翻到「甲午慘敗與中國分割」這一章,章名太深刻,過目不忘。可以說,甲午慘敗開了一扇近代史的門,讓我慢慢闖入十九世紀的東方與西方,漫遊革命時代和分析帝國主義。近來多讀了清詞,晚清四大家之一的況周頤有一首《唐多令‧甲午生日成賦》:

已誤百年期,韶華能幾時。攬青銅、謾惜鬚眉。
試看江潭楊柳色。都不忍,更依依。

東望陣雲迷,邊城鼓角悲。我生初、弧矢何為。
豪竹哀絲聊復爾,塵海闊,幾男兒。

一句「已誤百年期,韶華能幾時」,雖無景語,但那種感嘆,那種沉痛,卻直追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且《唐多令》詞調的次句,可作「平平平仄平」,有別於一般詞調的「平平仄仄平」,復有拗折之韻律美。下闋的「東望陣雲迷,邊城鼓角悲」,則聯繫到甲午戰爭之沉痛。

或許我的成長經歷,令我很難接受高舉「龍獅旗」謾罵內地遊客的年輕人。我問自己,是我老了,接不上潮流?還是要堅持自己的信念?我可坦然以對,我愛的國絕對是有根可尋的,如一直上溯,就是龔自珍、林則徐、黃遵憲、譚嗣同、林覺民下迄五四諸子和三四十年代的救國青年,再到八九民運的烈士,再到中國大陸擁護憲政身陷囹圄的劉曉波、揭露豆腐渣工程無端入獄的譚作人、支持平反民運慘死的李旺陽,這股潮流落在香港,根苗就是司徒華。本土派未必認同,但我總有能力將自己的信念,梳理為從古至今的譜系。有人說,這是策略錯誤,爭取民主靠老路子不行,靠燭光晚會的幾十萬點虛火不行,必需要極端手段。但我談的不是策略問題,而是道德問題。一個抗爭的人物、群體失去了道德規範,為求目的,便不管手段多麼暴力和邪惡。讀歷史告訴我,今天他們用暴力抗爭趕走了當權者,他朝成為新的當權者時,也只會用同樣的手段,對付異己和人民。

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黨,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布爾什維克,乃至建國後的毛澤東,他們在執政前打倒了暴虐的政權,掌權後卻變本加厲,成為一個更可怕的國家怪物。

一個族群的延續,必須由深厚的文化承載。現在本土派或港獨人士偏重資源分配的問題,在文化上則強調港人具公德心,如有秩序排隊、沒有亂拋垃圾等。但說實在的,這些形式禮儀太表面,不少國家的人民(包括很多內地人)也能做到,根本沒有文化獨特性可言。不少人看重繁體字、廣東話和嶺南文化,卻無深入研究,先不要求他們讀清代屈大均《廣東新語》和招子庸《粵謳》,即使六十年代唐滌生的粵劇也沒看過,甚至沒聽過。近日,我看到研究香港的先驅葉靈鳯的著作在書店低價促銷,無人問津。而擅長寫香港風土人情的吳昊逝世,大眾反應冷淡。文教不興,香港即使能僥倖自守,仍只是一個毫無風格的地方。

在廣東道拿著龍獅旗的人群想法走得有多遠?是純粹驅逐自由行,是城邦主義者,還是更激進的港獨人士?但不管如何,那些憤怒的眼神和謾罵,告訴我香港與兼容並包的自由主義傳統已漸行漸遠。從語言暴力,到肢體暴力,再上升到有系統的國家暴力,程度大小當然不可以道里計。但那怕多輕微的暴力一經合理化,彷彿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一發不可收拾,成為一股可怕的暗流,越湧越烈。回歸十七年,香港受同化最可怕的不是經濟結構和內地移民,而是學懂了人家的鬥爭模式:為求恫嚇敵人,不惜極端手段。多麼切合近年港產片的一句經典對白:「我很努力地擺脫他,結果我發現,我變成另一個他。」捨棄了過往信守的普世價值,最終喪失自我。

甲午年香港風雲變幻,令我想起兩個甲子前的晚清。可幸我們還未絕望,與其感時傷世,倒不如努力面前,草草填了一闋《唐多令》,望能為社會做得更多:

《唐多令‧遊大嶼登牙鷹山》

弦月照幽潭。征途千樹參。入層峰、夕送清嵐。  
飛鳥高鳴崖壁越。雲海闊、拓天南。
    
行囊負書函。寬肩斤石擔。灑珠汗、遍染青衫。
不怕歸時霜露白。塵履損、更攀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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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淮軍。


[刊於《信報》2014年3月31日的版本]

「義士爺爺」與「英夷狗邦」

文:蒹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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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魏斐德(FredericWakeman)教授

根據一般歷史書,「三元里抗英」乃至後來的廣東義民運動都是體現中國人民自發擊退侵略者的一大成就......


[刊於《信報》2014年3月01日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