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文：蒹葭



「過」字古字形裡頭那個折彎處無關左折右折, 字形從「人」。漢魏諸碑刻如華山廟碑、陳球後碑、王純碑等, 自宋《金石錄》、《隸釋》至清人《隸辯》並收此數碑碑文字形,一查可知。又, 《玉篇》、《廣韻》、《集韻》均為從「人」,並無左右折之分). 大徐本《說文》「過」古字形右折, 然不久之後仁宗所撰《類篇》搜羅古字甚富, 定為左折。清人《康熙字典》、《正字通》等字書改為左折。段注《說文》同, 然茂堂「從辵咼聲」 「咼」字左折 。「過」字既為形聲, 「咼」字定聲, 正式書寫, 按照古意, 當依「咼」字本形左折。要不然就裡頭字形寫成「人」字。

台灣教育部字典所定的標準, 多依清人延留下來的標準--其實就是《正字通》和《康熙字典》。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並非所有的「過」字在古代都是右折書寫的。事實上, 左折書寫在宋代也是官方字書正字。要之, 歷朝「正體」字規範不同,所謂「正規」書寫, 一朝一代, 並無絕對之標準。

至於書法藝術, 大家改字所造出來的異體字更是不知凡幾。我們不能簡單根據今天的字典就說這些是「錯」字,或者不是「正體」字。因為今天字典上的每一個字, 不管看上去多麼權威, 實際上每個字的字形、字義、字音, 都是一代代發展而來。假設韓文公把「制」寫成「製」, 那「製」就是正體寫法。不管多少現在字典說只有「制」字才是正體, 也改變不了「制」字永遠也是正體字的事實。

文字恆久,不因政治立場而改變。隨便拿兩部現在的字典(而且這兩部字典永遠都是《商務新字典》和台灣教育部字典) 來「正」字, 只會流於沙文主義式的字體學。不過說輔仁這篇文章是「字體學」還是高看了。研究字形是死工夫, 數十部字書羅列排比, 多看碑刻原印, 多看歷代俗字正誤的官書, 於一字一詞之演變, 今日應有及可有之寫法, 自然心中有數。平時怕寫錯別字, 隨順翻翻現代字典, 也就罷了。明明是講究「正體」字的文章, 不多查幾部書就出來下定論糾錯。這種並非建基在學理之上的糾正, 到底是糾錯還是誤導? 作者自稱「末學」, 態度謙厚。然而這樣的糾錯,實在和學問二字扯不上關係。希望以後本著中華正統心態寫這類糾錯文章的朋友, 認真一點。即然說要尊重這個文化,那就拿出行動來, 先沉潛而後高明。讀點古書, 再出來議論傳統也不遲。


(文章原貼於作者facebook)


(編按：近年本土學最發人深省的，莫過於就文字標準的爭議，《輔仁媒體》上近日亦有文章，述及此事。該名作者就HKTV的節目字幕，認為港視錯用了並非港人「標準」、「正宗」(原文沒用此二詞，純為個人理解)的字體，建議改用其他字體云云。有此背景，於是有了這篇簡短分享。《輔仁媒體》原文連結：HKTV字幕應使用臺港正體字)

文：佟傑


(網上圖片)

反對佔中的理據，建基於零售業的負面影響，大量報章專題，洋洋灑灑數千字，不外乎「損商」二字，面對上一輩辛辛苦苦建立的基業，未識搵食的年輕人，自然要妥協。

連日來報章所載的零售業數據中，不外乎以下四種：
其一，個別商家的短期業績，例如謝瑞麟位於旺角及銅鑼灣「佔領區」附近的分店，在首兩天關店，引致銷售額跌兩至三成，又或者，銅鑼灣龍城大藥坊首天生意大跌九成等等 ；

其二是黃金周銷情，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曾調查位於各大佔領區的三十家會員商店， 發現連鎖店生意跌幅由一成半至五成半不等，以手表珠寶影響最大；

其三是上市公司業績公佈，其中，百麗國際（1880）本港業務9、10月有史以來首次下跌，另外莎莎（００１７８）黃金周本地客營業額亦減6%；

其四，租金以及薪金預期等數據亦於近日陸續「公佈」，工總已明言來年加薪或低於4%。

如果有留意近日反佔中人士的觀點，他們早已從早期的自由行影響，轉為點出佔中對內需的利害。但就內需來說，以上四組數據， 均未見有任何實質的宏觀結論。畢竟社會上產業繁多，若然市民購買力只是轉移而非消失或者外流，現階段實難以斷定其實質影響。

證明「佔中損商」的數據各有不足

個別言之，第一項數據，只能提出個別商家數字，推演能力有限，尤其在佔中首月，曾有一田百貨生意大升三成等反例，如此更不能妄下判斷。

第二項數據則反映來自於黃金周的生意模式自身。模式下，與內需有多大關係，對從業員就業影響多大，乃未知之數。再者，自由行豪客數目大減，令珠寶首飾及鐘表等消費持續下跌，是現成事實，根據統計處公佈的今年8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為400 億元，按年升3.4%，其中手錶珠寶銷售仍然下跌，可見一斑。即使今天意大利商會等大放嘴炮，我們亦難以估計，於一個既已下行的產業中，佔中的實質加權。

佔中前，太古地產（01972）公布的首3 季數據，也指出金鐘太古廣場商場零售銷售額下跌1.1%。沒有佔中，有關產業一樣屬下行趨勢。要反映佔中影響，我認為要以「非自由行」等本土產業數據，有較大討論價值，例如以佔領區方圓N公厘為界，作出統計，尋找生意額平均線，才算叫有批評佔中的本錢，然而目前仍未有相關宏觀統計，我們要以多大程度去怪責佔領者呢，難說得準，至今個別商會的說法，至少仍有斟酌的餘地。

上市業績的數據，由於向來滯後，加上數據未全，反映能力本來就很有限。第四項的租金及薪金預期資料，卻因近日經常有報導大做文章，形成了一定影響力。這些數據建基於消費預期，並非沒有盲點，因為在經濟活動層面來說，租金加減以及薪金加減，並非單向影響。少了加薪，自然等於補貼僱主損失，若然租金下調，自然補償生意，如此一來，到底佔中帶來了多少「淨預期」影響呢？

亦因此，至今所見有關數據攻擊示威者的報章，充其量只求挑動打工仔情緒而已，務求營造對立。既然未有宏觀數據，社會更不能以一個月個別商家或產業的自由行生意，來判別整場運動的深遠影響。

運動改變了年輕人消費習慣

其實，運動的真正影響，不在一時的損益，卻是在於年輕人消費習慣的改變。一個由上一輩經營了長達半世紀的消費文化，已變得並非不可憾動。於運動中，OL會買一整箱水送學生，金融財俊也落水參與，有成年人節衣縮食也要支援學生的例子比比皆是，加上消費前會以商家、小店的思考框架為前題，足見今後消費風向的改變。

換言之，未來的消費習慣，也許變得更為政治化。後佔中時代，所謂建制派零售餐飲產業，或有可能成為群眾杯葛的對象。現在留守金鐘、旺角最有消費力的年輕一群，與那些長居元朗、大埔的「上一輩」相比，購買力的差距會隨收入增加而拉近，若以地區域分，年輕一群消費力的抽離，或有可能在未來的日子裡，對建制派零售業構成打擊。

大半個月前，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政改「十三學者方案」成員雷鼎鳴，曾說佔中損失可達到3500億元。3500億元，更超過了長實(00001)的市值(為3,187億元)。雖然數字天方夜譚，但我覺得若然年輕一代的消費醒覺，雷教授的估算應該略為保守了。

過去的零售業有它自己的形態，裡面混雜了多個離地產業的發展，包括以自由行為首的生意額。如今獲利回吐，相信解決方法只得一個。只要將佔中運動打回原形，令年輕人對運動感到挫敗，一切問題將迎刃而解。若然成功憾動他們的意志，自然沒有年輕人會於後佔中時代，杯葛所有你們今天曝光的反佔中產業。像六四後一樣，當年輕人成為失落的一代，自然會更瘋狂拜金，更識搵食，更懂花錢，屆時零售業，就能令現有形態，持久下去了。若然成功，對香港來說是喜是悲，我不敢說。


(文章刊於11月3日《評台》"PenToy"，原文連結：年輕人消費覺醒才是零售業的真正威脅)

文：夏海晏



近日論及佔中最多者，乃退場之議。本月4日，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發表之「香港市民對『佔領運動』發展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73.2%受訪者同意佔中人士應結束佔領，成為各方議論最佳的援引資料。

僅僅要求佔中人士「順應民意」，不可能解決當前的政治困局。關心並研究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學者鄒讜，在其著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便提到：「中國二十世紀以來，關於最基本的政治問題和在最高層政治鬥爭的格式是一個『全贏全輸』的局面。」同樣在上述調查中，69%受訪者認為佔中人士至今未肯退場，最重要原因是參與者未達到爭取真普選的目標及政府未有對訴求作正面回應和讓步。兩個數字上十分接近的百分比，說明大部分市民即使認同佔中應該結束，卻也明白佔領者有不能退場的理由──退，就是全輸。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有一章專論八九民運。鄒讜認為，從威權體制到民主體制的轉移，可藉兩個條件實現，一是中共內的改革派與社會上的溫和力量結成有效的聯盟，二是軍隊或警察系統中發生分裂。他進一步指出，這兩個條件在1989年並未滿足甚至發生，使民運之努力「被坦克的履帶碾得粉碎」。佔中當然不能類比八九民運，但筆者參考鄒氏的條件說，列出可令佔中結束的兩個條件，並說明現階段無法退場之困局。

　　第一個條件是泛民與佔領者有效聯合。此條件有機會滿足，最大障礙來自雙方的期望協調。由於佔領運動，泛民難再兼容「體制內的開明派」與「社會運動家」兩重身份。就後一種身份而言，不少佔領者認為泛民並非積極的行動派，卻在回歸後一直自視為抗爭者。

舉一筆者親歷之例，10月20日凌晨張超雄與毛孟靜待於旺角前線，毛孟靜試圖講話緩和緊張，當她向示威者表示警方已撤退一半，前線不少佔領者立即起哄：「我係龍和個陣你係邊？」「你而家係咪保證警察唔清場先？」「警察打頭，攞命架！」。佔領者走得更前，普遍以待在前線的時間衡量威信，泛民在此處於劣勢。

　　負面印象需要時間消除，而這便需要泛民持續投入佔中，花更多時間待在佔領區。改觀必須藉持續佔中達成。但泛民也有體制內的身份，抗爭行動難與佔領者同調，加上現時標榜激進的社運團體更多，泛民任何保險做法和態度，都可能招致隔閡，例如社民連吳文遠在旺角常呼籲冷靜，成為眾人嘲諷之對象；梁家傑提出縮小佔領範圍，亦喚起10月中旬學聯提出以金鐘道交換公民廣場，最終坐失金鐘道的記憶。

　　同樣，佔領者亦未顯示他們對體制內開明派有足夠重視。例如學民思潮黃之鋒力倡辭職公投，泛民幾乎冷處理，原因非常明顯──單人辭職固然作用不大，一旦多人辭職，安排補選需時，議席懸空期間，泛民會失去作為體制內開明派的力量（失去23這關鍵的反對票數目），而這力量恰是雙方合作的一大前提。

甚至佔領者內部也不太同意黃之鋒的提議。據筆者問詢之金鐘佔領人士，普遍反對辭職公投。他們多指政府既未讓步，當以保持佔領為先，公投勝負難料，更會打開議會缺口（這也反映筆者接觸的佔領者有注意體制內的形勢）。至於激進社運團體，素以批判泛民溫和為宣傳手段，佔領運動持續是他們擴大影響力的良機。

　　第二個條件是執政方內部分裂。回歸以來，不少港人都明白特區政府是中共政策的代行者，政改爭議不過讓這一點更為突出。行政長官非普選產生，缺乏民意授權，而人大常委「確定」更顯示黨的實質支持。出於維持分權形式的需要，政府管治核心以「行政機關＋建制派」呈現。立法會建制派各有司職：民建聯紮根地區基層，工聯會以工會組織支持者，新民黨則吸引追求安穩、秩序、對政治冷感反感的中產及專業人士。經民聯逐漸取代自由黨面對工商界。

　　這管治核心排除泛民的參與，例如作為會同行政長官決策的機關，行政會議自回歸至今，未嘗任命一位泛民議員，建制派議員則每屆都有代表；而堪稱標誌的具體事例，可數6月吳亮星審議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期間，無視在場抗議之全體泛民議員，強行表決，撥款因建制派投票而通過，投票結果視泛民缺席；佔中至今，政府只曾與學聯對話，就政改第二輪諮詢僅與建制派會面（泛民亦表明杯葛），並支持由周融發起之反佔中大聯盟，視為支持政府的民意──民建聯、新民黨和許多工聯會屬會，都是該聯盟的聯署團體。

　　管治核心一直保持全贏，使泛民只能在少數場合發揮關鍵反對派的力量，而這反過來又團結了政府與建制派，使第二個條件極難出現。這也是2003年自由黨反對廿三條造成轟動的原因，但田北俊的政治高峰已經過去。

　　鄒讜於《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中寫道，面對政治問題，「各方面的力量就得從談判上求得和解妥協，創造制度上的新方案、新藍圖……要達到這些目的，最重要的前題是放棄全贏全輸的觀念，而放棄這個觀念的前提是打破最高政治權力的單一的、不能分割的思想。」回到解決退場困局的問題，最高政治權力就政改釋出真正善意，顯然是最重要的一步，即便港人對「最高」的理解着眼本土──據上引理大調查，對於誰最需要為現時佔領運動的發展負責，有38.4%受訪者認為是特區政府，僅5.8%的人認為責在中共。

鞭韃羣奸義理張，一生風骨竟無常。
久繫黑獄難睜眼，暗勒粗繩哭斷腸。
巨富豈如真漢子？今時卻似古刑場。
至親家祭須拘禁，千古誰憐李旺陽！


拙詩《敬李旺陽先生》

兩天來忐忑不安，李旺陽先生逝世兩週年，傳媒幾乎已經沒有報到，報界朋友說是「上頭不容許做」，更可見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工作何等艱巨，當權者已逐漸滲透到香港傳媒的每一骨節。唯有在這裡再次向李先生萬分致敬。六四其實是現代進行式，只要一天廿五年前的六四鎮壓仍被認為合理的，那今天每一次不公的鎮壓、迫害、監控也被看成合理。李先生生前睡棺材，長期入獄，死時繫着白帶，到今天親人家祭仍遭到監控、軟禁，泱泱大國，竟容不下一個手無寸鐵的病人？而有些人譏笑他死得太遲？還責怪他胡亂編故事誣陷共產黨？一百年後的中國人書寫書寫時，提到這個悲劇時，一定會為這個如此庸俗和冷血的時代感到恥辱。

文：碩

交：佟傑




《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記錄了1913年西方的圖騰。 一百年前的歐洲，處於快將崩壞的時刻，特別的是1913 年，最好的，與最壞的，甚至無關痛癢的人物與事件，都糾纏在一起。此書便把如此一份本來應該由冗長的書信、檔案所記載的「戰前」記憶，呈現在今天的我們面前。

一個時代，當所有人都認為輝煌、戰事都成為追憶的時候，未來又將通往何方？

回到1913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之父習仲勛出生，另邊廂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準備法案》，成立聯邦儲備局，東西方都各自決定了鐘擺。兩件事至今依然「有效」。

然而《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卻以「暴君」的黎明開筆， 維也納一地水靈，恰巧遍布了往後數十年「暴君們」最初的足跡。

1月的維也納，雲海濺濺，還沒有誰的面孔高聳入雲。三十年後與邱吉爾在德黑蘭會談的史太林，正隱身於美泉宮宮殿路三十號的居所，寫着列寧委託他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此時的希特拉是個被「機械複製時代」壓迫的低級畫手。他剛被藝術學院拒收，只好踱步在宮殿路的花園裏。

就在1 月，佛洛伊德與榮格分歧得要通信互相駁斥；普魯斯特剛開始他的追憶之旅，他說認識的事物都已消失。1913年的卡夫卡，也正為婚姻發愁，對他來說「你到底能不能讀懂我的字」與「你到底能不能讀懂這個世界」擁有相同的意義。文豪的身影蓄勢待發，而「黃金時代」依然天下太平。

最好的年代，可以無聲無息地轉壞，但在1913年，似乎並沒有見到大崩壞的跡迹象。

4月，「舊事崩塌，時代在變。」這句席勒 (FriedrichSchiller)名劇《威廉．泰爾》(Wilhelm Tell )中的名言，被印在平平無奇的藥劑師年曆裏，卻缺乏真正的號召力。畢竟狂飆一代都作古了，如今又有何意義呢？正因為真正帶來變革的只能是人心之微？「改革」只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沒用的口號之一麼？

4 月，希特拉在維也納工業區的男子宿舍裏描繪普通的水彩畫，並非帝國的圖騰。他過着每天規律的生活，吃牛奶跟麵包，除了討厭的捷克人。同樣在維也納，佛洛伊德、卡夫卡以不同形式書寫「弒父」的文本。卡夫卡寫信給朋友，談到把自己想像成一條被遺棄街頭的狗，每當他感到被機器切割時，便體會到相當對時代的恐懼。

此時猶太人糧販Alfred Flechtheim，為了收藏梵高、高更、畢卡索那些還未升值的作品，陷入破產與彈盡糧絕的困境。他比卡夫卡的恐懼更敏銳，早已計劃好自殺了，要不是一幅梵高的作品成功脫手，換來了4萬元馬克救命錢，否則現代藝術畫商的盛世，也許還不會到來。

梵高的名字，自此注定與畫商的時代命運相連，而這位畫商，亦注定與納粹及希特拉糾結一生。後來被納粹奪走的收藏，其後人至今天仍在追討。

1913年，最暴力、最極端的思考，應該只有「未來主義」：一股藝術對征服未來的盲目自信。「征服未來」為未來許諾，無異於對歷史施暴。不過比起往後半個世紀的扭曲來說，暴力程度只是小巫見大巫。

4 月，超級暢銷書《隧道》也出版了。一個由美國興建隧道通過大西洋地底前往歐洲的狂想，如今看來不過是古老的魔幻文學。我們今天飛在天上，海底的世界還會再有什麼呢？1913年，似乎已經沒有人會相信，海底裡會有《海底兩萬里》所寫的海怪。

《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的作者Florian Illies， 以拼圖式書寫，呈現出不同人物的「共時性」，不獨寫個別人物的經驗。可能是「經驗」並不可靠之故，如卡繆(Camus) 說過：「『經驗』這字眼空乏。經驗不能實驗。經驗也不是被激發出來的，我們只能去忍受它（時代）…… 一旦有了經驗，便算是個專家了。問題是什麼專家呢？」一個時代經驗的結構，需要表現出空間感，藉龐大的資料比對工程，才能令讀者置身其中。

「黃金時代」安然無恙，才是最教人唏噓的事情。當我們在戰前的燈火欄柵處一無所獲，當我們穿過雲海時體溫一無所感，生命卻在這溫點的時刻悄悄逝去……文明對時代的沙漏倒轉無知無覺，不是很令人恐懼的事情麼？

6 月，英國記者安吉爾認為由於經濟，國際交通共融，歐洲永遠不會再有戰爭；7月，《泰晤士報》在報道奧匈帝國王儲避居的新聞；9月，喬依斯在寫《尤利西斯》，卡夫卡則陷於與情人分手邊緣，誓言要「與所有人為敵」；10月，回憶普魯士如何聯合俄羅斯和奧地利，打敗法國，和拿破崙會戰的紀念碑落成了，戰爭已成追憶。

11月，Prada在米蘭開第一家店、普魯斯特也終於出版了首卷《追憶逝水年華》；12月，《蒙羅麗沙的微笑》尋回，法國和意大利在聖誕節舉國巡迴展覽，大家都在微笑，沉溺於藝術……往後百年，世界卻突然墜入了阿鼻地獄，度過兩次世界大戰。

1913這一年，光怪陸離的時代人，笑談他們的追憶、經濟進步，像今天的世界一樣，2014年的我們，昂首闊步，正在享受着金融的盛宴，臉上全無異色。


[刊於《信報》2014年5月10日]

文：蒹葭



很久以前開始， 命中注定， 我將會遇到一部讓我神魂顛倒的小說， 一部藏於心底不想和別人分享的小說。 我曾經猜想，那必然是一部故事複雜動人、語言精練的傑作。然而，當我多年以後終於遇上《佩德羅．巴拉莫》（Pedro Páramo ）的時候，她還是超乎了我的想像。這部馬爾克斯（Garcia Márquez）能夠倒背如流的小說，遠超過了「傑作」這兩個字的意義本身。胡安．魯爾福（Juan Rulfo）這凝練的天才達到了這種程度，乃至短短一百多頁中的每一句話都成為了一種天啟式的聖言。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曾被許多作家同行認為是絕對完美的寶石，那是十九世紀小說藝術的巔峰。而二十世紀的完美小說，非《佩德羅．巴拉莫》莫屬。一篇屬於她的書評，是愛她如死者的天職。

死者 ── 這是一部關於死者的小說。逝去的鬼魂加上過去的回憶，構成了一個倒敍、錯敍不斷的殘酷故事 ── 偉大的故事多數是殘酷的。在這部主要敍述者「我」（Juan Preciado）和科莫拉（Comala）眾鬼魂斷斷續續的對話中，我們窺見了他的父親佩德羅． 巴拉莫的時代。

佩德羅，一個徹頭徹尾的惡棍，欺凌鄉里、玩弄女性，卻無法擺脫對一個女人的愛。蘇珊娜（Susana），這個鬼魅般的名字糾纏着他，在結構的迷宮裏不斷閃現，猶如龐德（Ezra Pound）《地下鐵》中那花瓣一樣的人臉。萬物的開始，源自一個尋找父親的母題。

絕望的愛情、亂倫、欺騙、不在場的神祇、最後的革命，一切歸於死亡，在過去發生的現實之中。而一切之後，父親還是慢慢在過去與現在的臨界點中化為幽靈。

生與死時空交錯

有人說，魯爾福是把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幾百頁的長篇濃縮在一百頁裏。《佩德羅．巴拉莫》的結構改變得如此之快，以至於小說裏的每一個死者和生者都在生死之間永恆地存在着。死在敍述中間那灘泥水中的「我」，在離家出發的時候可能就是個死人。大星不斷在天空劃過，「我」只想沉睡。卡夫卡《城堡》式的錯亂時間不斷交插，第一人稱，第三人稱，「我」是佩德羅，也是佩德羅之子。

在敍述中沒有什麼是固定的，除了該死的寂靜。但這是一種不斷旋轉、讓人暈厥的寂靜，一切都是由荒謬的夢之線編織起來的。簡短的篇幅，大量的對話，人物像走馬燈一樣在眼前滑翔而過。沒有多餘的華麗詞藻，也沒有能提供線索的具體細節。

在魯爾福天才的敍事中，時間被消解了。所有事件和人物都在一個時間裏發生，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有的只是小說中的瞬間「此在」（Dasein）。而每一個瞬間，都建基在由寂靜的主調所構成的地基之上。

海明威卡佛比較然而這個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英譯版序中稱為「寂靜的結構」（a structure made of silence），卻並不像她說的那樣，是不斷削減的努力結果（exercise of elimination）。《佩德羅．巴拉莫》的極簡主義和海明威和卡佛（Raymond Carver）都不同。

海明威的冰山體，只常見於他的短篇。即使是《老人與海》，在重要的細節上海氏從來不吝筆墨， 這點倒和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有些相近。

至於卡佛，他的惜字如金固然久負盛名，而且也慣用省略法和削減法來造成強大的戲劇張力與多重聯想空間── 比如《哈里之死》（Harry's Death ）。但卡氏同樣從不忽略細節，而且對敍事連續性把握得非常精準。換言之，卡佛的簡約主義短篇，不管怎麼省略，卻還是牢牢把握住了時間的歷時性。

反觀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整部小說裏頭只有一個統一的共時性時間。而片段的細節也非反覆削減之後的結果，而是各個自成一體的小敍事合集。從比較長的片段，比如「我」在多尼斯（Donis）家就寢，到佩德羅和他的管家富爾戈爾（Fulgor）之間的簡短幾句對話，都有着自己的敍事邏輯，卻又相互呼應。

這種效果，並非單純的細節省略或者反覆筆削所能達至，而是在一開始就寫定了，然後再加以排序而達成。一部小說，在敍事上既有小徑交錯之美，而故事性亦能互補為足，不能不說是一種極致的凝練。

西班牙語經典

回首馬爾克斯，科莫拉的鬼魂無處不在。那個《百年孤寂》「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的偉大開頭，只是雷德里亞神父（Father Rentería）回憶的借屍還魂而已。

《佩德羅．巴拉莫》在初版的時候，只賣了幾百本。然而就是這麼一部當初乏人問津的小書，今天成為了整個南美現代文學傳統最重要的祖靈。

和《唐吉訶德》一樣，《佩德羅．巴拉莫》注定是西班牙語的驕傲。和她相比，《百年孤寂》也好，富恩特斯的《燃水》（Burnt Water ）也好，科塔薩爾（JulioCortázar）《萬火歸一》裏頭的短篇也好，都顯得太普通、太刻意了。這些《佩德羅．巴拉莫》洐生出來的子子孫孫，就像五獄劍派的劍法，學得再精，面對自在無敵的獨孤九劍，還是得敗下陣來。

魔幻現實主義，本來就只是個理論套套。再華貴的技巧、再暢銷的名聲，在這個貌不驚人的墨西哥輪胎售貨員面前，也要恭恭敬敬叫一聲「師傅」。《佩德羅．巴拉莫》，意識流、荒誕、臆語、醇厚乃至有點土氣的語言，一切都指向人性和死亡的本根。

桑塔格說過，偉大的作家一輩子只寫一部偉大的小說就夠了。胡安．魯爾福留給世人的作品不過區區兩百多頁，但這兩百多頁裏頭，卻聳立着一座無與倫比的文學豐碑。用魯爾福的語言來說的話，應該是「在每一個我的呼吸裏，我都在嘆息；而我的每一個思念，都在思念着你，《佩德羅．巴拉莫》」。



[刊於《信報》2014年4月5日的版本]

文：楊仰風

今年是甲午年，上週與扶輪社友開會，社長提到該會在1894年成立，已經兩個甲子，旁邊的同事也教世界歷史科，便說想起了First Sino-Japanese War，和我一模一樣。

我唸初中時，亞視還有點起色，播放了一套有關甲午戰爭的紀錄片，黑白剪影轆轆滾動着滄桑的歷史，慈禧的蒙昧，李鴻章的進退失據，伊藤博文的精於盤算，還有丁汝昌和鄧世昌的悲壯犧牲，教我這位黃毛小子嘆息、激憤。我讀完《海葬》、《河殤》後，中史老師便把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借給我。我翻到「甲午慘敗與中國分割」這一章，章名太深刻，過目不忘。可以說，甲午慘敗開了一扇近代史的門，讓我慢慢闖入十九世紀的東方與西方，漫遊革命時代和分析帝國主義。近來多讀了清詞，晚清四大家之一的況周頤有一首《唐多令‧甲午生日成賦》：

已誤百年期，韶華能幾時。攬青銅、謾惜鬚眉。
試看江潭楊柳色。都不忍，更依依。

東望陣雲迷，邊城鼓角悲。我生初、弧矢何為。
豪竹哀絲聊復爾，塵海闊，幾男兒。

一句「已誤百年期，韶華能幾時」，雖無景語，但那種感嘆，那種沉痛，卻直追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且《唐多令》詞調的次句，可作「平平平仄平」，有別於一般詞調的「平平仄仄平」，復有拗折之韻律美。下闋的「東望陣雲迷，邊城鼓角悲」，則聯繫到甲午戰爭之沉痛。

或許我的成長經歷，令我很難接受高舉「龍獅旗」謾罵內地遊客的年輕人。我問自己，是我老了，接不上潮流？還是要堅持自己的信念？我可坦然以對，我愛的國絕對是有根可尋的，如一直上溯，就是龔自珍、林則徐、黃遵憲、譚嗣同、林覺民下迄五四諸子和三四十年代的救國青年，再到八九民運的烈士，再到中國大陸擁護憲政身陷囹圄的劉曉波、揭露豆腐渣工程無端入獄的譚作人、支持平反民運慘死的李旺陽，這股潮流落在香港，根苗就是司徒華。本土派未必認同，但我總有能力將自己的信念，梳理為從古至今的譜系。有人說，這是策略錯誤，爭取民主靠老路子不行，靠燭光晚會的幾十萬點虛火不行，必需要極端手段。但我談的不是策略問題，而是道德問題。一個抗爭的人物、群體失去了道德規範，為求目的，便不管手段多麼暴力和邪惡。讀歷史告訴我，今天他們用暴力抗爭趕走了當權者，他朝成為新的當權者時，也只會用同樣的手段，對付異己和人民。

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黨，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布爾什維克，乃至建國後的毛澤東，他們在執政前打倒了暴虐的政權，掌權後卻變本加厲，成為一個更可怕的國家怪物。

一個族群的延續，必須由深厚的文化承載。現在本土派或港獨人士偏重資源分配的問題，在文化上則強調港人具公德心，如有秩序排隊、沒有亂拋垃圾等。但說實在的，這些形式禮儀太表面，不少國家的人民（包括很多內地人）也能做到，根本沒有文化獨特性可言。不少人看重繁體字、廣東話和嶺南文化，卻無深入研究，先不要求他們讀清代屈大均《廣東新語》和招子庸《粵謳》，即使六十年代唐滌生的粵劇也沒看過，甚至沒聽過。近日，我看到研究香港的先驅葉靈鳯的著作在書店低價促銷，無人問津。而擅長寫香港風土人情的吳昊逝世，大眾反應冷淡。文教不興，香港即使能僥倖自守，仍只是一個毫無風格的地方。

在廣東道拿著龍獅旗的人群想法走得有多遠？是純粹驅逐自由行，是城邦主義者，還是更激進的港獨人士？但不管如何，那些憤怒的眼神和謾罵，告訴我香港與兼容並包的自由主義傳統已漸行漸遠。從語言暴力，到肢體暴力，再上升到有系統的國家暴力，程度大小當然不可以道里計。但那怕多輕微的暴力一經合理化，彷彿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一發不可收拾，成為一股可怕的暗流，越湧越烈。回歸十七年，香港受同化最可怕的不是經濟結構和內地移民，而是學懂了人家的鬥爭模式：為求恫嚇敵人，不惜極端手段。多麼切合近年港產片的一句經典對白：「我很努力地擺脫他，結果我發現，我變成另一個他。」捨棄了過往信守的普世價值，最終喪失自我。

甲午年香港風雲變幻，令我想起兩個甲子前的晚清。可幸我們還未絕望，與其感時傷世，倒不如努力面前，草草填了一闋《唐多令》，望能為社會做得更多：

《唐多令‧遊大嶼登牙鷹山》

弦月照幽潭。征途千樹參。入層峰、夕送清嵐。　　
飛鳥高鳴崖壁越。雲海闊、拓天南。
　　　　
行囊負書函。寬肩斤石擔。灑珠汗、遍染青衫。
不怕歸時霜露白。塵履損、更攀巖。


圖：淮軍。


[刊於《信報》2014年3月31日的版本]

文：蒹葭


圖：魏斐德（FredericWakeman）教授

根據一般歷史書，「三元里抗英」乃至後來的廣東義民運動都是體現中國人民自發擊退侵略者的一大成就。而在魏斐德（FredericWakeman）教授的著作《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Strangers At the Gate :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China，1839-1861中，「三元里抗英」卻不完全是那麼回事。1841年5月末到6月頭的幾天裏，白雲山西部一個叫三元里的小村莊附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魏先生一書就是從回答這個問題開始。對不少人來說這根本不是問題——三元里抗英，不就是十幾個村子百姓打死二百多英軍的一次大勝嗎？這種大長民族威風的大勝利還有什麼好講？可是《大門口的陌生人》裏故事並不一樣。

魏先生利用了一些當時英人親身經歷來講這段故事，比如霍爾（W.H.Hall）和班納特（W.D.Bernard）合著的《復仇神號在中國》The Nemesis in China 。此書在離鴉片戰爭不遠的1847年出版。復仇神號是當年打下虎門炮台的主力艦之一，霍爾正是其船長。另一位英國軍官賓漢（J. Elliot Bingham）所著的《英軍在華作戰記》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也是難得的一手佐證。在英國人筆下，三元里事件發生前的一段時間十分平靜，中國村民和駐在廣州城北部近三元里村的英國軍也沒什麼大衝突。但是，英軍第三十七團一位軍官的好奇心，卻釀成巨變。這位軍官參觀一座廟宇時，挖了中國人的墓。據《英軍在華作戰記》所述，他想看看中國人對屍體如何進行防腐處理。當然這種行為在中國村民眼中是何等不敬。在三元里事件以後於廣東各鄉張貼的「申諭英夷告示」（1941年6月5日）中提到「又將各棺骸盡行殘毀」，就是指這件事。此外，據當時英國公使德庇時（JohnFrancis Davis，後任香港總督，港譯戴維斯）書信所言，英國人自己的軍紀還能控制得住，但隨軍的一些印度部隊卻犯下強姦案。「三元里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正是1841年5月29日英軍印度部隊闖入村民張紹光家企圖非禮主婦一事。當地村民恨「黑印度」軍甚於英軍，衝突於是爆發。

5月30日，英軍和村莊的義民部隊開始戰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部隊多有地方鄉勇背景。事實上，廣州知府余保純在三元里事件之前，已經同意省城附近各村自行組織擁有武裝自主權的鄉勇。30日上午，英軍擊退了鄉勇進攻。但是下午開始下大雨，火槍失效，英軍部隊不少都走散了。其中有一支小部隊走得太遠，給中國人團團圍住。可是鄉勇並沒有逼近，而是用火把封鎖他們。晚上，英軍主力派出的機動分隊找到了這支失散小部隊，打散包圍他們的鄉勇，把他們救出。傷亡數字：一人死、十四人傷。次日早上，儘管義軍數目增多了，但在廣州官方的干涉下，義軍只好解散，憤憤不平地回家了。

在當時英方看來，三元里是一件很小的突發事件，廣東戰役的正式戰鬥報告裏甚至沒有提起此事。打死一個英軍，為什麼會演變成消滅「英夷」二百多人？要破解三元里之謎，魏先生這部書極具參考價值。他所勾勒出的三元里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背後回響着地方團練運動和反洋風潮的雙重變奏。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在理念層面上中央有一批頗具遠見的外交家（比如琦善和耆英）對「夷人」的實力認知相對清醒。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反對地方建設自治武力，強調「令由中出」。而地方官員和士紳為了與中央爭權，遂極力妖魔化這些中央大員。今天琦善、耆英在教科書裏基本是漢奸形象，和當時地方勢力對他們醜化不無關係。加上兩位老兄幾次代表朝廷簽訂不平等條約，賣國賊的帽子自然摘不掉了。

事實上，「琦善是貪相」在1841年以後才開始流行。那時英軍北犯大沽，琦善代林則徐與之談判，簽下了《穿鼻草約》。他的中心構想就是想法子把英人送回廣東，不要待在京師附近。這是典型重中央輕地方的看法。作為中央官僚，琦善和1846年處理廣東康普頓事件的耆英一樣，他認為把武裝權利交到地方手中是自取其敗。作為著名的反團練者，他們兩人都看出了「民氣」的潛在力量。三元里被作為愛國教育典範的根本原因，正是因為村民的「民氣」和現在所謂的「人民意志」一脈相承，都以民眾自覺性為出發點。三元里事件本來是因為挖墓和強姦等具體理由而引起的一次衝突，但在之後幾年的廣東反洋運動中，一切殺洋人的舉動都因為三元里事件而正當化，而它本來發生的具體理由卻為人所遺忘。既然殺洋人是百姓所支持的，那麼怎麼殺、殺多少都不成問題了。從三元里事件入手，十九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乃至近代一系列利用群眾力量所造成的悲劇，都更容易理解了。

西方研究群眾運動或大眾心理學的名著甚多（比如賀佛爾的《狂熱份子》The True Believer : Thoughts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莫斯可維奇（Moscovici）的《群氓時代》The Age of the Crowd等），若以群眾運動的觀點來看三元里事件與中國十九世紀中下葉的一系列排外事件都能有新體會。我在讀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時，為書中「自發性」群眾運動的巨大影響而心悸不已。孤立地看三元里事件，可以是一次忍無可忍的反擊，也可以是一次民眾對英人的警告。可當它被標籤以後，「報我各鄉慘毒之害」的具體訴求在教科書中煙消雲散，只剩下「一定要殺」的暴戾激進。本來有理可循的運動在有意識的誤導下走向狂暴化。在「義士爺爺」和「英夷狗邦」之間，不存在溝通，只存在鬥爭，這種思維直到今天也還大有市場。「申諭英夷告示」今天不還是愛國教材麼？讀畢全書，我不禁想起《水滸傳》裏頭劫江州法場那一幕：

晁蓋便叫背宋江、戴宗的兩個小嘍囉，只顧跟着那黑大漢走。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

梁山好漢，可能在歷史學家兼作家霍布斯邦眼中可以和羅賓漢相比，江州百姓就不一定這麼想了。當黑旋風兩把大斧砍向無辜百姓腦袋的時候，也別只顧罵作者心理變態。任由非理性的地方「民氣」發展下去，群眾運動走向階級鬥爭的那一天還會遠嗎？



[刊於《信報》2014年3月01日的版本]

文：張曉宇



2012年的感恩節,我和朋友專門去了三天丹佛 (Denver), 為了看一個梵高畫展。畫展辦得不錯, 主辦者借了世界各地許多有意思的館藏, 包括荷蘭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的一些珍品。略為可惜的是, 沒有看到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星夜〉(the Starry Night)。〈星夜〉是梵高瘋了以後在法國Arles精神病院裡畫的作品, 想看這幅畫,是因為它讓我想起了一位巴西女作家的一部小說。這部小說叫做《星辰時刻》(A Hora da Estrela),作者是在作家圈裡大有名氣的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 (Clarice Lispector)。

李斯佩克朵從不是個暢銷書作家,作為伊莉莎白·畢肖普(Elizabeth Bishop)的同時代人,她享有的名望實在配不上她應有的文學聲譽。她的作品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已經出版,還早於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但一直到了六十年代,她才略為公眾所知。在少數知道她的作家眼中,李斯佩克朵才氣驚人,性格古怪,不易親近。因為她自小輾轉流離,從烏克蘭到巴西,後來又在歐美住了不少日子,許多批評家把她歸屬於離散文學的傳統(diaspora literarture)。然而離散文學常見的幾大要素:烏托邦式的家園,不確定的現實居所,還有回歸時的艱辛旅程,卻不常見其筆端。

從大處來說, 李斯佩克朵也不屬於流亡文學這一勃蘭兌斯(G. Brandes)所極力強調的「反抗性傳統」。她那古怪的意識流文字,與其說是對某一個特定主題的反抗,更不如說是對現代性的一種「懸置」(epochè)。她的許多短篇小說都缺乏特定的情節,只是一個場景或行動在時空中的定格和重覆; 極度內省性的文筆,加上意識流式的寫作,經常讓人錯以為是在讀伍爾芙(Virginia Woolf)的作品。但李斯佩克朵比伍爾芙在「去故事性」上走得更遠。典型的李氏小說,就是沒頭沒尾,沒有情節,正文中間一個細節在無限放大,最後吞噬一切。

然而《星辰時刻》是一個例外。這部在80年代曾被巴西女導演蘇珊娜.阿瑪拉(Suzana Amaral)改編為電影的小說,儘管也有著元敍事的特徵,卻畢竟提煉了一個情節。男人,女人,愛情。瑪卡貝婭（Macabéa）,一個巴西東北部小鎮出身的窮女孩, 來到了里約熱內盧,遇上了奥林匹克（Olímpico),同樣的一個窮小子,野心勃勃,夢想著有一天出人頭地,加入政治家的圈子。最後,和一切故事一樣,男人抛棄了女人。奥林匹克為了自己的前途,「愛上」了另一個女人。瑪卡貝婭孤獨地為自己化妝,乞求命運的賜福,最後在滿懷希望的情況下死在一次交通意外之中。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殘忍的故事。李斯佩克朵為甚麼要寫這麼一個故事?在雙重敍事的結構之下,到底是甚麼把瑪卡貝婭和萊辛(Doris Lessing)、·門羅(Alice Munro)筆下的那些小市民女性區別開來? 是甚麼因素使《星辰時刻》如此與眾不同? 或者說, 如此神秘?

神秘一如詩意,存在於烏何有之鄉。瑪卡貝婭懸置在空中,而她的聲音與我們如此貼近,彷彿每一聲呼吸都在耳邊呢喃細語。閃電一般的細語,訴說著生命的不可知與恐惧,在某些瞬間,擊中了我們的心靈。巴西的瑪卡貝婭在這些瞬間,成為了共享人類悲劇經驗的命運載體。每一個生活和愛情中被侮辱和傷害的個體,在瑪卡貝婭身上終於找回了自己丟失的一部份。在瑪卡貝婭那致命的卑微到達星辰的那一刻,我們恍然大悟,擺脫生活的幻覺,看清了現實本質:人皆有死,而每一種面對卑微生活的反抗,最後都會流入虛無。然而反抗本身, 就算一輩子無人所知,終將成就不滅的記念。

或者,如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中央公園〉(Central Park)中的札記中所說,進步與浩劫並存。現代性的光輝燦爛,正是建立在無數個體的鮮血骨肉之上。這個實存的現在(status quo),於卑微的個體而言,卻是浩劫。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名言:地獄並非任何將來之物,它就是我們現在正在過的這個生活。李斯佩克朵的文字冷冷下瞰著那些用現實主義書寫現實的現實主義者們,那些文學獎的常客。和卡夫卡一樣, 她從不關心文學系譜和布羅姆(H. Bloom)所謂的「影響的焦慮」。在驚人的美貌和優雅的氣質之下,隱藏的是一個高傲到拒絕別人理解的靈魂。李斯佩克朵, 一個天生的說謊者,一個反感「女性主義寫作」這種庸俗標籤的避世者。不同於門羅, 她不需要找另一個麥斯威爾(William Maxwell)或者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來作自己的文學拐杖。《星辰時刻》,一如波德萊爾那些神秘的詩:「詞語像魔術一樣自動排列整齊」。現實不再是一個被表現的客體,它像海浪般奔湧而出,一如雨果的靈感。

順著目光流動的方向, 李斯佩克朵仰望著天空。那裡高掛著星辰。某一張舊照片裡, 她微張著檀口, 專注地使用著打字機。這個動作一如即往。敲擊鍵盤的聲音如同寫作, 在自我重複中找尋著生活的意義。冰冷一樣的文字維持著有條不紊的呼吸。有些書寫, 就像梵高的〈星夜〉, 從頭到尾, 除了寂靜的反抗, 一無所有。

但她們終究超越了時間。

[刊於《信報》2014年2月16日的另一版本]

文：佟傑



行李箱窸窸窣窣地劃過空運站的地板，彷彿所有旅途的熱帶氣旋，都是由箱子的滾輪颳起的。行李箱沉甸甸的，沒入機場玻璃門透來的光暈，此時旅人舉手迎向光，天氣熱得讓人不禁渴望空盪的海岸。面上汗珠的閃光，與行李箱又要前行。

以總是前進的行李箱牽引出海明威、貝聿銘、胡迪尼，以至林白等人的精品故事，是路易．威登（LV）與法國百年出版社Gallimard聯合企劃《行李箱》一書的精采之處。十一則封塵已久的掌故，在作家筆下又重塑光彩。

那些年的奢侈品牌，不是花瓶，而是社會變遷的一部分。

上世紀三十年代，LV第三代掌舵人嘉士頓威登(Gaston-Louis Vuitton)的嗜好是收集行李箱資料。過了逾半個世紀後，LV與Gallimard重新打開嘉士頓威登的行李箱，取出一堆泛黃的研究資料及剪報，讓十一位來自不同界別的法國作家按圖索驥，進行考察、訪問、創作。《行李箱》的故事正是緣起於這一堆線索，和一堆古董。

其中一篇《旅人》的寫作靈感，來自八十年代貝聿銘到巴黎向法國總統推銷羅浮宮金字塔設計的逸事。貝聿銘雄心壯志，卻在機場遺失了行李箱鎖匙。雖然LV極短時間內已為他重製好了，但鎖匙的下落，成為了小說最好的題材。

故事寫一名隱身於機場的過氣模特兒Esther。她信步於客運站，在兜搭陌生男子騙取旅費時，偶然拾起貝聿銘的鎖匙，但沒有交還。《旅人》是一篇關於女孩長大的挽歌。與貝聿銘擦身而過的Esther，有時會熱淚盈眶，讓行李輸送帶鍍上一層海市蜃樓，以為父親的行李箱又再出現。

她會歇斯底里，盼着小時候幸福的行李箱，會從客運站的某一個角落出現，好證明她依然連結着過去的自己似的。她一邊回想，一邊傻傻的握緊着兩條金色鎖匙，其中一條屬於她的過去。此時遠處的貝聿銘，早已因為遺失了那條即將震撼巴黎的金色鎖匙，顯得不知所措。

《行李箱》還記載了十九世紀初，史上最偉大魔術師胡迪尼（Harry Houdini）被LV創辦人路易‧威登以「逃出箱子」挑戰的故事。

最能逃脫的人，對上鎖扣功能最好箱子的製造者，兩人經常針鋒相對。胡迪尼說：「看來你對您的箱子很有把握呢，威登先生。小心別太過自信了。我可以告訴您，要是我在三十秒內打開您的箱子，您的確會獲得很大的廣告效果，但或許不是您想像中的那種效果。」威登也不甘示弱：「我告訴您，您是沒辦法打開箱子的。人力就是不可能。」

「您很迷戀您的行李箱，是吧？」「對，可以這麼說。」「變態。」「什麼？」「您真是個死變態。」幾輪對答後，胡迪尼再度出言不遜。

書更揭露了LV製作行李箱的原因，竟是源自母親的果醬。胡迪尼問：「您是什麼時候開始製造這麼堅固的行李箱？您對鎖的嗜好是怎麼來的？」「遺傳自我的母親……」「喔，是嗎……真有意思……」「對，我母親會用掛鎖鎖上廚房放果醬的櫥櫃。」威登回答。然而在種種騷動過後，胡迪尼最終沒有赴會。決戰當天，他動身返回美國，重回童年的土地。而威登取得勝利，但胡迪尼能否逃出箱子這件事，已經永遠無從得知。自此所有LV行李箱，都帶着這份遺憾，來到二十一世紀，這個謎仍然未解。

其中一篇故事改編自1911年8月21日在巴黎轟動一時的《蒙羅麗莎的微笑》失竊案。我們當然知道，現實中偷走名畫的是一名玻璃師傅，他早一天潛入羅浮宮偷畫。後來有記者不滿真相過於沉悶，索性編出共有六幅贗品湧出市面以假亂真的版本。

而在《行李箱》中，第一個察覺失竊的博物館職員貝胡，卻參與了偷竊。他為了擺脫潦倒生活，在8月日早上八時，用LV畫箱把掛在玻璃櫃中的《蒙羅麗莎的微笑》偷走。貝胡把「真迹」拿回家，卻跟妻子糾纏間把「真迹」撕毀了。臉如土色的貝胡，頹喪地把「真迹」碎片藏在LV畫箱裏，然後長埋地下，自此世上不再有「真迹」。

他自己臨摹一幅並兜售出去，但到底「真迹」花落誰家？他是否只是偷走贗品的一員？後來高高掛在羅浮宮中的《蒙羅麗莎的微笑》，似乎是從地獄回來的蒙羅麗莎？讓眾生渴望在注視她的注視下慢慢死亡。

《行李箱》中，有不少觸碰到死亡的篇章。死亡是旅人最無法預見的結果，特別是創作意欲的死亡。海明威從1929年起擱在巴黎麗池飯店的LV行李箱，藏着《流動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的構思大綱，海明威於1961年7月自殺前完成的《流動的盛宴》是他最後一本著作。著作問世後，「海明威」已成絕響。

不過《行李箱》更想告訴我們的是，在那個行李箱內，藏著另一本更為重要的書──那本書令海明威選擇把行李箱擱在飯店。那本書的偉大，甚至一度把海明威也推向創作的絕路。如今這本書，又隨行李箱傳到二十一世紀了。

行李箱永遠有驚人的故事，在無聲處。



[刊於《信報》2014年2月8日的另一版本。]